杨利川:你走了,我才细细的读你

子明走了。这些天来,我在深深的思念之中,却似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其实,在我六十余年的生涯中,这样明明白白地看着一个朋友离世,还是第一次,似乎预知一个时代的结束。

今年1月16日,当我得知子明要去美国治病的消息时,恰巧在北京,立即与夫人王津津一起去医院看望了他们夫妇,数天后他们即飞赴波士顿就医了。我们也曾尽己之力,希望多少阻挡一下死神的脚步,但是最后一天还是这么快就到来了。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我们是按半年前就已定好的时间回国的,并要接着赶赴内蒙古的一个聚会。10月15日在温哥华登机前津津与之虹通话,得知“已进入倒计时了”。18日下午,当我们听苏里说已经出现病危状况,随即决定在北京下飞机后,直接赶往医院看望子明。

此时我们和他自己都知道,这就是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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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北京301医院

三天后,子明走了。我们送上花圈,挽联写着:“大梦君先觉,心忧我自知。利川津津敬挽”。我们想说的是,子明是一个先行者,而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他的为人和思想,知他之“心忧”,解他之“何求”。

我和子明大约相识在82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情研究,经石小敏反复动员,我受邀加入了“就业组”。当时我热衷于社会学研究,也做过一些社会调查,不久就调入了中国社科院青少年所。据我所知,后来这个小组的成果得到国务院发展中心马洪等人的肯定,为改革初期的决策提供了帮助。但其实,我对整个课题不甚了了,参与而已,只是觉得子明等人的事业应予支持。到后来,我才知道子明在其中的总体设计和远大志向。当时听到一个朋友笑说(大意),子明不管什么东西拿起来就是“准专业”,研究几天就成了“专业”——可见他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功底。

从那以后,由于我自己的时空辗转,没有再与子明有直接的合作,我们之间的联系断断续续,但是子明在我心中的位置从来没有淡化,其中敬服、友情、珍爱、信任、支持兼而有之。

八九年6月下旬的一天,子明和之虹突然出现在我当时就职的中原集团公司的郑州办公地点。当时大乱之后的中国,到处在抓所谓“黑手”,不确定的消息满天飞。而出现在我面前的他们,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神态平和,衣冠整洁,特别记得之虹还带了项链,化了淡妆。似乎心知肚明,我只问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实也不想知道答案,明白此时知道的越少,对双方越好,忙着安排他们住下。子明也并不打探什么消息,只提一个要求:看书。我把他们介绍到集团公司的资料室。几天后,他们又上路了。

两个多月后,得知子明被捕的消息,我做了一点心理准备。然而,一直没有人为这件事找过我;我深深明白,一定是子明从未向任何人提起他在我这里住过。为此,我和津津常常提起,十分钦佩子明的担当!这是一个多么值得信赖的朋友!

多少年后听之虹说起,他们在湛江躲避追踪直到被捕的两个月,子明办了几个图书借阅证,整日读书不懈。如此人身凶险关头,竟能泰然置之,一门心思专注于他的追求和思考,这需要怎样宽广的胸怀和志向!?

九十年代,我南下创业,远离北京并逐渐跳出体制。在艰难和忙碌之中,仍如八十年代那样,关注社会走向,特别是挂念着子明这样社会改革的“殉道者”。当得知子明出狱的消息后,专门请子明夫妇吃饭,当面慰问与求教。

这些年,子明自由多了些,时有南下,也曾来我处小聚,特别是07年4月竟有闲暇让我们陪他和之虹到深圳的浪骑游艇会看海。可惜那日天气阴雨,未能出海扬帆一游。之虹为了她公司业务来深圳,也会住在我们这。去年春节,我和津津专门请小毕代为邀集,请子明夫妇、为民夫妇、百揆夫妇、闵奇夫妇等为社会进步付出牺牲的老朋友们一聚,所表达的情愫也尽在不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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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深圳浪骑游艇会

八十年代的北京传说有几个“圈”,我们当时有一个“传统与变革”读书会暨丛书编委会,很不赞成门户之见。我曾戏言自己的“圈”与子明是交叉的,而他的“圈”是最艰难的,最前沿的,最有突破性的。

以前我有时会以为,他的作为是最勇猛的,抗争是最激烈的,也最为现行体制所不容。我深深地理解和同情,心向往之,却不能至。现在回顾他的一生,这个认识是片面的。其实,他的理性、冷静、温和、宽容、建设性、务实等政治品格,他的前瞻性、策划意识、组织能力、操作技巧等,都是深深扎在这个社会之中,而又站在这个社会之上的;他一方面站在社会变革和思想的前沿,另一方面又对现实社会有深刻的理解,懂得与之对接、合作和沟通。他不仅能在一次次成功中反思,更能在一次次挫折后寻找新的契机和社会进步的新起点。 今天看来,这种品格对于凝聚社会共识极为珍贵。

无论是76年天安门事件的受难者还是出狱后的“四五英雄”,他都没有因一时的荣辱而消磨,反而走上了全方位职业化的探索社会改革之路。在当局对“民主墙”和“北京之春”从欢迎到变脸之后,他最早坐上了“冷板凳”,却同时发起了国情研究,并与国务院研究中心与北京西城区的研究机构有很深的合作。国情研究不仅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学科体系,而且聚集了诸多中青年才俊,还与老一辈专家、领导建立了有效的沟通。三十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现在许多领域里(包括企业、政府、教育研究机构)颇有影响的不少人,当时都参与了“国情组”的工作,我也算是其中普通一员。足见这个课题的价值和子明本人的感召力。

八零年高校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我也是参加者,但对于我来说是潮流中的参与者,而对于子明来说,却是长时间思想准备下的一个契机,他为此作了审慎筹划,以期“在现存体制中通过合法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

不久,子明等人彻底退出铁饭碗,创办了民营的研究机构和函授大学,并且开发了多种周边产业,展示了超人的企业家素质,这恐怕是全国最早“下海”的榜样了,而且还是在教育传媒产业!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深刻的意义在于社会创新机制即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构建。后来,我在几次和子明的会面中,也常常向他谈起我所从事的企业制度建设、企业家群体的觉醒、环保与公益事业等情况,他对此都是非常关注的。

对于我来说特别陌生的,是他在监禁期间与警方的周旋。当他说起这些故事,是那样的平和、友善,他相信人性是可以沟通的,即使是不公正的判决,在具体执行中,也可以通过谈判和交易来化解,在互相妥协中达到平衡。这里也许有子明的人格魅力,也许还有他的乐观思维方式,即在最黑暗处也能找到发光点,哪怕是可以打出火花的坚石。

多年来,子明的著述不断问世,或托人或当面,签名赠我。可惜有些大部头的专业之述难望其项背,略微翻阅,知子明关注何处而已。近几年社会思潮纷乱,子明的署名文章凡见诸报刊(如《领导者》,共识网等),或在某会议的发言,我几乎每得必看,像是为了印正自己的感觉。

今年1月16日送子明赴美治病和10月18日与他逝世前的最后一面,子明又分别送我们夫妻新著《宪政的萌芽》和《中国宪政史读本》,后者是他在化疗期间抱痛亲自校阅的。想来让人感叹:就算一个专注于研究的学者做到“著作等身”都已非常不易,而子明,从23岁起就身处逆境并遭遇两次共达14年牢狱之灾,还多年来受到人身限制,却为后人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历史和丰富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成果都可以称为独立前沿,确实无人可以比肩!

子明走了。看着子明送我的卷卷书册,泪水难以自持……他不是圣人,但他的性格和著述,却是整个时代的代表。

让我们细细读他,努力去走进他,了解他,学习他。

 

杨利川 201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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