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学班级的独裁统治是如何建立的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在安徽的一个小学班级里，13岁的副班长小赐，凭借检查作业、监督背书这样的权力，向包括正班长在内的6个孩子要钱。钱没给够，就逼迫喝尿吃粪；上网上学，有专门的孩子骑车接送；要来的钱，有专门的孩子替他保管……实际上，他个头矮小，打不过其他的孩子。
一个县城城郊不到10人的小学班级，似乎成为了一个“独裁国家”。小赐实行独裁统治的机制是这样的：
每次背书时，孩子们必须拿钱。他会根据每个孩子向家里拿钱得手的难易程度，以及各家的经济状况，制定拿钱的数量。如果家里经济条件不错，钱好拿，那就会要求多拿，反之就少拿。如果不拿钱，作业检查肯定过不了。即使完成了作业，只要没拿到足够的钱给小赐，小赐在检查的时候也会直接撕了扔了。
所有的孩子都有类似遭遇：拿了钱，过不了关也能过；不拿钱，过得了也不能过。如果不服从会怎样呢？“要惩罚人时，他会让大多数孩子通过作业检查，让通过作业检查的孩子，打他要惩罚的孩子，于是孩子们人人自危，言听计从。”
这一机制自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建立起来，短时间内发展得太过分是会招致反弹的。威权需要利用人的心理规律，逐步强化才能建立，这就是“权术”。在小赐的例子中，过程是这样的：
在二年级的时候，小东和小赐成绩优秀，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和副班长。因为小赐表现强硬，拥有了检查作业和监督背书的权力。
开始的时候，孩子们为了能通过背书和检查作业，比较亲近小赐，会将自己的零食分享给小赐。慢慢地，如果没有零食，小赐就会索要，没有得到满足，就不好过关。
小赐把情况汇报给老师，老师就会体罚没有完成任务的孩子。“蹲着马步，让同学用扫帚打背、打屁股，狠狠地打。”
学生们怕被老师打，千方百计要通过作业检查。三年级的时候，小赐开始上网，不再满足同学们给零食，开始索要钱，并让同学给他买早饭。先是几块、十块、十几块，同学们把自己的零花钱，都给了小赐。
到了四年级，小赐迷上游戏，要买装备，常常去网吧。小江有自行车，他就指定小江送他上网吧，并规定时间，到了时间要去网吧接他回学校。同学们的沉默，让小赐胆子更大了，他规定每周必须例行给钱，如果要检查作业了，就额外收更多的钱。
有些孩子也想过反抗，但他们担心，如果搞不倒小赐，那以后的日子更加暗无天日。小赐被投诉过三次向同学要钱，班主任顾利珍都知道了，但小赐的副班长地位，却牢不可撼。
一步一步地，最终发展到喝尿吃屎他们也逆来顺受。而小赐，通过这种人格矮化行为，彻底征服了所有的同学—成为了这个群体的“王”。
从最初的几块钱，到后来的几十块上百块，再到上五年级时几百几百地要。一位已经转学的女孩子称，在五年级时，曾一次从家里偷了800块给小赐。
小岩告诉爸爸妈妈，自己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焦虑到哪里去找钱。所有的心思，都放在给小赐筹钱上！即使父母这样打，他们也不敢讲出在学校所遭受的屈辱。
归纳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发现：
压迫的程度是由弱到强的，给了被统治者适应的过程，就像“温水煮青蛙”。
暴力的来源一开始是老师，这一暴力来源在学生看来还是容易接受的，毕竟是作业没有完成。然而后来，暴力的来源逐步转移至小赐自身，作业完成与否也不再重要了。这一转变，相当于由“法治”逐步渐变为“人治”。这一过程也是要渐进的，其转变依赖于独裁者对“法”的专断权力，或者说社会成员对司法权力的制衡缺失。
监督渠道彻底失效。由于学校班级没有人类社会的“革命”一说，普通学生没有动摇独裁者统治的权力，只能寄希望于更高权力者——老师、家长。班主任的失职，使得学生们不敢再行抵抗，也不敢告诉家长：班主任知道了都不起作用，告诉家长，万一招致更大的报复呢？也只有在家长施以同等暴力时，才敢和盘托出。可见，一旦权力体系是自上而下赋予的，被统治者就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最高权力”，或者所谓“中央”之上。即使被统治者有所谓“监督”的权力，最终的裁定权也只是掌握在“最高权力”手上的。这时候，被统治者就只能寄希望于“最高权力”是好的、善的，可问题恰恰在于：我们怎么可能保证最高权力就是好的呢？
小赐由于成绩好而被上级赋予权力，与所谓的贤能政治、“组织部”政治极为相似：都是上级部门考察并选拔有能力、有威信、“治理能力”强的人出来担任要职的。可是，上级眼中的所谓“能人”未必就永远都是“能代表被统治阶级利益的人”，由于上述监督渠道的巨大风险，这一体制根本无力避免被选拔者的异化及变质。
实际上，小赐也确实是个“能人”，且不说“所有的孩子和家长均称，小赐的头脑不一般……曾经卖游戏装备就卖了一万多”，就是这运用权术的能力，也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吃屎喝尿”这一招，是一般人想不出来、想出来也不敢用的。而恰恰是这一招，最能摧毁人的抵抗意识——吃屎喝尿都接受了，还有啥不能接受的？这一意识的产生，使得臣服意识彻底巩固起来。摧毁做人的尊严，改造其人格，有助于避免日后抵抗情绪的增长。正如小岩所说：“最开始怕他，后来就彻底臣服于他了，他做什么都觉得理所当然。”
作为无师自通的小学生，小赐的许多举动，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都能找到对应的理论阐释：
在制造活死人的过程中，下一步关键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这主要靠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这里有多少人仍然相信，一次抗议会具有历史重要性？」这种怀疑主义就是党卫军的真正杰作，是他们的伟大成就。他们破坏了一切人类团结。……我们有成千上万人，都生活在一种绝对孤寂中。这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屈从的原因。
极权主义国家的居民完全被扔进和受制于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这是为了加速它的运动；于是根据它的内在法则，他们只能做杀人者或者被害者。这个过程可以决定谁可以在今天做杀人者，清除种族与个人、垂死阶级的成员和没落民族，而明天他们自己也成为牺牲品。极权统治在指导它的臣民的行为时，所需要的是只是准备将每一个人同等地归人杀人者角色和被害者用色。
我们经常观察到，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这种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acting in concert）（伯克语）；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孤立（isolation）和无能（impotence），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
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是极权政府的实质。
所谓“摧毁道德人格”，就像“吃屎喝尿”对人格的摧毁。小赐的极权统治制造了抵抗的孤立和无力：一旦有不服从、不得力的分子，就让另一部分通过作业并殴打他，即所谓“利用群众打群众”，使得人人自危，人人都无法信任彼此，无法团结起来——每个人都很痛苦，然而每个人都孤立无援。
对人格、对反抗意识的摧毁并不只在小赐的班级里出现，现实生活中，这种摧毁难道不是随处可见吗？
今年一月，厦门一公司几名员工在天桥上跪地一小时，称未完成任务。2013年5月2日，重庆一公司让大量员工跪地围解放碑爬行，声称是“挑战压力”课程。同年，浙江宁波镇海一家企业为让员工表忠诚，无论男女都要求剃光头，5名女员工因不愿剃光头被企业开除。还是2013年，佛山一家健身俱乐部为激励业务员多带客人到俱乐部参观，规定完不成任务就要穿内裤上街裸跑、吃生苦瓜、扮乞丐、剃光头。2011年末，南京一家美容院的女员工在街上跪地爬行，主管声称是没有完成任务的处罚。2011年5月8日，杭州一公司的7个销售员当街跪地读书一小时，原因是未完成销售目标。这个公司里有一句标语这样写着：私下说公司不好，就是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2010年8月31日，西安市一家足浴店为了培训新员工，要求其蒙眼、跪地、爬台阶，爬得稍微慢了还被一群穿黑衣的人拍打。2010年5月16日，周口市邮政局员工培训，规定没有被评上冠军团队的男队长当众剃光头，女队长做100个俯卧撑。2005年4月15日，南京水西门大街一家发廊培训新员工的方式，是让他们面向马路单膝跪地。2004年8月9日，长春市一公司培训员工下跪乞讨，称磨练意志。类似的新闻还有很多。
这些“培训”、“惩罚”没有小赐的“吃屎喝尿”那么过分，然而其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对人格尊严的践踏，都是让人放弃对自身权益的维护。跪地爬行、裸奔光头都忍了，多加几次班、多熬几次夜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挑战压力”嘛！抱怨？那就是“出卖自己的灵魂”！——这种企业文化，不就是最近越来越多过劳死的诱因之一吗？
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专制体制或是霸权体制（参见麦克·布洛维《生产的政治》），包括那些用工制度市场化的国企。像小赐一样，企业上级掌管着员工的业绩考评、去留与否，而且员工无法决定上级。表面上看劳动力似乎也能自由流动，实际上相对于资本来说，劳动者所能选择的范围极为有限，越往底层越是如此。这样一来，员工的命运就与上级意志息息相关，在这一基础上，任何民主监督都沦为空谈，过度劳动、工资克扣就成为了某种必然。想反抗？企业主会采取拉一批打一批的手段分化员工，这在工厂罢工中十分常见。或者，企业可以在业绩考评上打压你，逼你就范或者自行离职。
除此之外，企业还会制造所谓的“企业文化”，从人格上将人改造成驯服工具。除了刚才所说的事例，还有一些例子，比如：心灵鸡汤式的语录在富士康厂区里随处可见，富士康的《员工手册》的开篇也充满着对新员工的鼓舞之词——“冲刺美好梦想，追求绚丽人生”，“在这里，您将得到知识的拓展、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锤炼；您的梦想，将从这里延伸到未来。”在新员工的培训课程中，郭台铭、比尔·盖茨、格鲁夫、曹兴诚等人士的发家史也是常用来激励员工的故事。富士康打造了“劳动致富的梦想”，试图劝说工人，只有努力工作、努力付出，才有可能成功。（以上引自《“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
当然，尽管绝大多数的工人都在努力地工作，但是梦想和前途依然离他们很遥远。富士康等企业打造的这套话语，其本质仍然是为了让工人们心甘情愿为之卖力工作，心甘情愿地忍受超时加班、克扣加班费和“以骂为主”的管理方法。这套话语不得不说也是有些成效的。当富士康员工举着“郭总裁我们爱你”、“总裁请放心，百万心相随”的标语时，他们被改造过的思维与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崇拜”还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也有可能是被迫举的……
部分企业还会像极权政体一样将触手伸进人的私生活。富士康的宿舍被严格管理，一同前来的同乡工人会被彻底打散，分配至不同的车间、不同的封闭的集体宿舍，而宿舍成员的上班时间往往彼此错开，可能生活了很久都互不熟悉。连休息、居住的环境都要刻意干涉，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限制工人间的往来联络，使其彻底原子化而不能团结为一个整体，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其管理风险。
诚然，不排除部分企业的内部管理是很宽松的，比如谷歌，但这些都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做到的少数。如果模仿这种模式都能带来高效益的话，早就有无数企业模仿了。
还是说回这个小学班级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理解小赐的统治，理解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阶层转变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原因——自上而下、不受底层制约的权力体系，使得作为能人的干部，逐渐产生了私利至上、大权独揽的阶级意识。这种意识，特别是企业领导的这种意识，与社会主义传统的经济民主的主张（尽管没有很好地落实）是相悖的，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极权政体却是吻合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几十年以来的民主管理主张（如鞍钢宪法）被抛弃的进程、私有化的进程，和国企基层员工待遇私企化的进程了。要知道，这些进程不仅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来源于阶级利益的动力也很重要，否则无以对抗阻力。
最后做一个不太严谨的收尾——我们当前最要紧的事，就是防范极权主义的“温水煮青蛙”。否则，等到小赐逼着我们吃屎喝尿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