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開始，就有香港學者戴耀廷鼓動市民通過占領中環的方式表達港人自決的權利（以“一人一票”為主要表現形式）。到2014年，經過多次“和平占中”的商討會議之後，學聯及學民思潮在7月1日發動了“預演占中”的靜坐集會，香港警方宣稱此為非法集會並逮捕五百餘人，引起軒然大波。
聲援占中運動和支持中國政府的人自動分為兩隊。從“蝗蟲與狗”之戰，到“反國教”運動，再到如今的“占中vs反占中”，社交媒體的宣傳作用不可小覷，然而，大部分是在缺乏另一方參與的情況下自說自話。無論是內地還是海外，只不過是一場圈出“自己人”之後的自我吹噓與滿足。國內網絡媒體自是對占中表達出一幅痛心疾首的樣子，而中國網民無法觸及到的“臉書”“youtube”“推特”等以青年學生為主的社交媒體上，則是呈現一邊倒的態勢。歌劇《悲慘世界》中呼喚自由與人權的插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被有心人重新填詞後，就變成了香港“占領中環”行動的主題曲——《誰還未覺醒》，並迅速傳播。
拋開具體的事件不論，這個討論態勢確是給新聞界發出一個信號：全民參與新聞的時代已經到來，在社會化媒體已經如此普及的情況下，試圖像先前一樣通過壟斷傳播管道來阻止其他人發聲已不可能。那麽，應當如何對待相反的尖銳意見？單單堵住耳朵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虛妄與缺乏信息不同，它會引導我們忽略事實，並執著於自己的看法和觀點。那麽，甚至連“秉筆直書”的史官都引以為豪的是非觀，如果缺乏了異見者的參與，會不會導致進一步的虛妄和惡性循環？
似乎追求真相是所有媒體從業者的天性之一，然而卻在不斷發掘的過程中越來越懷疑自己先前的判斷是否正確。錯綜復雜的事件在一層層揭開之後帶來的不是真相，而是絕望，因為哪怕是最平凡的事件都是無法清晰概括表達的一場羅生門。世界上的道理有很多種，每個人所執著的真理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所謂的真相，只能是通過復雜結構去平衡和建構的過程，每一個聲音都是其中微妙平衡的力量。這就是異見者對於真相的意義。
在這場香港“反占中”運動中，界定港人身份實際上是一個大的難題。香港社會的心理認同結構總是牽涉到階級分層、性別差異、性取向、原住民與新移民、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以及華人與非華人族群之間的緊張關系。多種不同的標準和階層劃分讓不少新移民覺得難以融入真正的香港社會。隨著小區、公民權以及本土身份的大力提倡，香港身份認同進入“他化”的反面。大陸的新移民遭遇排斥，來自其他地方的勞工也同樣如此。
在香港本土的各大媒體語言中便可以發現，香港人多使用“居民”而非“公民”來稱呼自己。居民便意味著小區中與政治無關的人，他們的忠誠度只與居住地緊密聯系。但實際上，對於政治權力的訴求是生而為人的本能，香港人也並非生來冷漠。
70年代是香港反對殖民進行民主運動的黃金時期，香港身份的鮮明化也是在這一時期完成。它的本意在於通過爭取民主權利的抗爭來提升港人愛國意識，然而結果卻適得其反。市民對於參政的意識空前提高，對於個人權利的要求也同時提出。大陸政府的反應在這個時候顯得不是那麽合時宜。
80年代末的民運之悲慘結局給了熱心於政治的港人致命一擊，在延遲了渴望的民主前景之外，使得港人抽離出對“中國”的情感。對於個人權益的打壓和民主政治的倒退使得香港回歸前景變得愈加慘淡和不明朗。這種訴求之後的創傷使港人的心裡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對大陸政府的不認同和不確定性，他們自動地將自己拋出政治之外。在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同時，又反對大陸極力宣傳的將國家民族主義凌駕於自由價值之上的這種觀點。
因為個人被代表，獨立的發聲被集體主義浪潮所吞沒，被現實所喚醒的港人發現，集合了全體的力量仍然無法動搖當政者的決策之後，就再也無法提起興趣參與政治活動。但不發聲並非代表沒有意見，老祖宗的《國語》里就留下告誡“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內地與香港之間自回歸以來累積的矛盾似乎有一觸即發之勢。
禁絕一切異見者恰恰反映了政府對於無法掌控局面的恐懼，也恰恰是這一不當的做法將自己跟人民推向對立面。
黃宗羲《明儒學案》（成書於康熙十五年即1676年）中有這樣一段，“婁江（王錫爵）謂先生（顧憲成）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婁江曰：’何也？’曰：’外論若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相與笑而罷。”故事的時間當是在1593年，萬歷二十一年。當時王錫爵為首輔大臣，而顧憲成則是著名的言官代表。這段對話的大意翻譯過來是王錫爵問顧憲成，為什麽朝廷認為對的事情而民間一定要認為錯呢？也就是在責難顧憲成為何民間總是與朝廷保持相反意見。王錫爵問出這樣的話，其實就是以朝廷的權力向異見者施壓。顧憲成的回答卻是值得玩味。他說，正好相反，民間認為對的事情朝廷也總是認為錯的。此後，顧憲成便因為不合時宜的言論被罷官返鄉，卻迎來了他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期。他重振了東林書院，成為天下士人的榜樣，真正擔負起了“論天下是非得失”的責任。
跟明末時期人心離散的狀況類似，當今中國社會一個大的問題便在於整體價值觀的缺失。盡管在外表上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但實際上早已在價值觀的領域分崩離析。被奉為研究香港文化的經典之作《文化與消失的政治》一針見血地概括出，香港人雖然麵皮上是華人模樣，但骨與肉卻是徹底的不同。深處英國殖民文化影響的香港人，竟然就是兩種不同的種族。
香港政治環境向來不大會處理比“個人”這個詞更大的譬如集體、國家等元素。這個傳統其實不單單是在香港存在，在華南聚族而居的地區，國家、政府之類的詞匯對他們的影響遠遠小於宗族。這種心理經由華南移民到香港的人繼續傳承，再加上百年殖民地的教化，便顯露出香港區別於內地的獨特性。用何種方式來處理兩岸之間的關系，打造國際化都市與尋找國人身份的訴求如何融合，國家主義與地方認同的矛盾如何解決，都是雙方需要考慮的問題。
最近世界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維明教授也在演講中提到打造“文化認同感”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目標並提出是否有可能使不同層面和管道上的知識人建立起一個重迭的共識。然而，對於“認同”的理解似乎聽眾各有理解。何謂認同？分解開來，是否會有這樣的情況，“認而不同”或者“同而不認”？只是中國政府實際上並不擅長於此類操作。長期以來的集體中心主義將個人壓縮至最低，呈現出一種與傳統的陽剛正氣截然相反的猥瑣。這也是一直以來被人所詬病的。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自是與西方截然不同，西方以“工具理性”和“價值導向”的社會改革早已顯示出其劣勢，然而，中國想要走得更好，卻非要首先承認“民主、法制”這一系列公認的基礎才有本錢再談其他“公平、正義、仁愛”等更高的價值觀。否則，一旦獨立之話語權消失，必然會導致賴以生存的人格基礎隨之瓦解。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納米斯教授和康奈爾大學的孔卡洛教授做過一項研究，並題為《反動派和英雄：在異議中尋找價值》。他們發現，領導和組織如果真正向異議敞開大門，持不同意見的“反動派”們會成為創新的動力。因此，一個真正有著強大自信力的國家是不應當拒絕一切批評和反對的聲音的。異見者是見證者，同樣也是歷史的參與者。所有基於事實基礎上的反對意見都是給它提供了前進的方向和空間，而那些虛假的臆測和惡意的諷刺則最終會被時間湮滅。就讓每一個想要發聲的個體都可以自由地發聲，將他們眼中的歷史與政府傳遞給大眾。
要知道，真正的文化凝聚力永遠不會是來自於外界，至少永遠不會來自於政治的施壓。而諱疾忌醫，永遠不能有一付健康的身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