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雨霏 2014年08月28日
Vincent Yu/Associated Press
1989年6月6日北京，軍方的坦克把守着一座天橋。兩天前，天安門廣場的示威行動剛剛遭到鎮壓。
1989年6月對天安門廣場民主抗議的軍事鎮壓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次「失足」。中國領導人對局面失去掌控。今天的中國比1989年更自由。中國人有遺忘的權利。
這是駐北京的德國媒體顧問、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專欄作者弗朗克·澤林(Frank Sieren)近期文章的主旨。德國之聲是德國的一個官方電視台。這些文章中的第一篇於6月4日——北京大屠殺25周年紀念日——被放在了德國之聲的網站上。
文章在流亡德國的中國政治和維權人士當中引起了憤怒，隨後澤林和中國記者長平在德國之聲的網站上展開了激烈爭論。
這場爭議提出了一系列涉及歷史罪行和責任的核心問題：一場大屠殺及其產生的後果——數百人乃至數千人死於北京——能以這種方式得到解釋，甚至開脫嗎？
長平第一篇反駁的標題是「『六四』屠殺不是中共『一時失足』」。長平曾是中國報紙《南方周末》的編輯，他的文章已被中國官方封禁。
他寫道，相反，這些殺戮行為體現了共產黨統治的本質中那種「系統性的延續」。他提到了中國規模龐大的「維穩」項目，許多普通罪犯、尋求公正者及政治異見人士等都因此被捕。
審查意味着中國人不被允許銘記曾經發生的事，長平寫道：沒有紀念的權利，何談遺忘的權利？德國一向對它處理自己的歷史紛擾的方式感到自豪——這個過程被稱作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反思歷史）。德國歷史學家對此類事件進行了密切跟蹤。有些歷史學家在關於天安門的爭論中，看到了德國與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鬥爭的影子。
在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研究當代歷史的作家、學者瑪麗昂·德特延(Marion Detjen)就是其中一員。在她看來，說天安門事件是一時失足是「聳人聽聞」。
「將罪行說成失足，把它們相對化，並為之開脫，在道德上和理智上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她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
「罪行發生了，」她寫道。「它發生的原因和方式被銘記，並要求得到一個歷史的和解。發生了罪行這個事實足以表明，它是政治文化中存在的問題的一個癥狀和表達。」
澤林明確表示自己認為天安門事件是一個悲劇。在描述天安門事件時，他用了一個具有歷史深意的詞：Ausrutscher。它的意思是「一時失誤」、「過失」、甚至「出洋相」，一些戰後歷史學家用它來解釋納粹主義。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一些中國人和一些外國人，尤其是那些在中國有商業利益的外國人，一直把天安門事件解釋成對緊急情況做出的必要的應對。
這是一個危險地帶，德特延說。
「在德國歷史上，『一時失足』這個說法有強烈的內涵，」她說。「直到20世紀60年代，希特拉、納粹和大屠殺還在德國的歷史和傳統中被認為是『一時失足』的，除此之外德國的歷史和傳統是正面的，」她引用歷史學家漢斯·羅特費爾斯(Hans Rothfels)和弗里德里希·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的話說。
對此有一種表述：「火星來的小男人理論」，似乎納粹的發生是偶然的，和德國的社會和政治背景無關。
隨着社會開始認識到事實不僅限於此，德國內部當時存在某些讓納粹以及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成為可能的因素，這個觀點才開始改變。
澤林說自己不知道Ausrutscher有這類含義，也沒聽說過用它來描述納粹時代。「如果它真那麼重要，我應該聽說過才對，」身在北京的他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
不過，他的目的是突出天安門事件「只在20世紀80年代發生了一次。它再也沒有重演，這是事實。他們再也沒有用坦克對付過自己的人民。」
「我認為政府把人關進監獄的做法非常糟糕，」他接著說。但像長平那樣，說事情「沒有任何改變」也是不對的。
狄雨霏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