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飞: 正告广州警局负责人，莫做小周永康

      在全国人民的记忆中，广州总是与“开放”、“领头羊”、“改革”、“包容”、“民主与法治”等字眼相连。然而，因为郭飞雄、孙德胜、刘远东、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袁晓华、袁兵、黄文勋、陈健雄、张圣雨、谢文飞、王默等一大批广州异议人士及维权人士的所遭受的迫害，今天的广州已是冤气冲天的炼狱。

      过去的教课书总说，1949年之前重庆渣滓洞当局如何迫害共产党和其他异议人士。那么让我们看看半个多世纪后，广州维稳部门如何对待郭飞雄、刘士辉、谢文飞、王清营等异议人士。

        2007年2月12日，被秘密关押的郭飞雄，坐了老虎凳四个小时，把手反在后面，几乎把人吊起来差不多三百六十度的角度。审讯人员用高压电棍击打他的手和脸，直到血肿，甚至用电棍击打他的生殖器。耳光更是家常便饭。如此这般几十次摧残（2013年，郭飞雄被捕后，更是470天不让放风）。

       2014年，郭飞雄讲了一个电影桥段般的真实经历：他上次被构陷入狱，在辽宁被审讯时负责审讯他的一个高级警员，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郭飞雄则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审讯时他们会谈论哲学问题，但这位审讯者仍直接指挥了对他的酷刑折磨。

     2011年被抓捕的刘士辉，已遭被特务打伤缝针、肋骨剧痛的他，又遭昼夜突审，连续五天五夜禁眠。直到他一头栽倒在床上，医生量过血压后，才获准睡觉。此时，他的裤子几乎脫不下。被抓后第一次脱裤子，受伤的左腿肿得有原來的两条腿粗。2013年我们在苏州给林昭扫墓相遇，在杭州同宿一房，我才看见他小腿上被特务撬开一大洞愈后留下的疤痕，后遗症是晚上睡觉双脚不能脱鞋，更不要说脱袜子，因脱了就冷，疼痛不能入眠。这真让我心痛不已。

      刘士辉被捕后，他一再申明老婆是外國人，不懂中文，請不要難為她，如果一定要帶走，請出示有關法律手續。但在沒有相關手續的情況下，一個甚至不知刘士辉究竟出了什麼事的外國女孩子居然被以「刑事傳喚」的名義抓走。此後被非法拘禁17天後遣送回越南。越南老婆在他們手上被控制了17天，期間發生了什麼，他一無所知。他也从此失去了他心疼的女人。

      2014年铁窗下的王清营，曾被市局国保抽过几十耳光，因其不配合陷害唐荆陵、袁新亭的阴谋。罚蹲地一个多钟，并被强迫每日劳动。监仓约20平米住30余人，睡觉翻身难，每日两餐差过猪食。王清营太太曾洁珊也遭国保经常骚扰，言语粗俗下流，并威胁要搞掉她的工作。她不敢联系律师，不敢联系朋友，因国保不断威胁、骚扰。而今国保越发猖狂，不但威胁、骚扰自己、家人，还骚扰单位、所在村，令她不胜其烦、不堪忍受。

       谢文飞因和王默、孙立勇等公民，则因今年10月3日上午在增城街头拉横幅声援香港民众争真普选，当晚即被冠以寻衅滋事罪名拘捕，再因进看守所后一直喊口号，被认为不服管教，遭越秀区看守所管教实行“定镣”（将双脚双手四肢被铐在同一个直径八厘米左右的铁环上），从早上八点至第二天十点左右约二十六小时，期间无法正常喝水、拉尿、睡觉，后改为实施「八字镣」（环扣环将双脚铐在一起），时间长达一百零四小时。“定镣”期间无法正常穿裤子，十月五日、十月八日两天滴水未进。遭遇戴背铐8天、脚镣20天等酷刑，谢绝食抗议6天。

      狱中异议人士的遭遇都是他们自己口述。广州维稳部门带给他们的痛苦、恐惧，我们外人虽然无法正面感受到，但因郭飞雄案开庭，本人两次下广州旁听，所历险境却是真真切切。

       9月12日9时许，我与王宇律师刚出地铁东圃站口，就被四五名便衣及警察强制检查身份证，然后不容分说，将我们带到天河警察培训基地。到基地后不出示书面传唤书，对我们强制搜身，并抢走身上所有物品，也不出示暂扣单据。王宇律师遭到侮辱性暴力对待。在基地二楼房间里，王宇律师再次受到暴力对待，以致于中午她绝食抗议。其他人是12点过很久在再三要求下，他们才给午饭。下午做笔录，我以无书面传唤拒绝配合。近六点，我与马胜芬拒绝在领取自己物品单上签字（因抢我们物品都没有签字，领取自己物品为什么要我们签字呢），又将我们继续软禁。期间马胜芬（因有疾病中午就没有吃饭）突然病发，反复交涉后送医院，这样我才被释放。马胜芬住医院急诊七八天，天河公安分局不闻不问，更别说支付医疗费。当天被捕的有几十名异议人士。

       如果是正常应对，郭飞雄案公开开庭，要么你就充满自信地找个大法庭，真正公开审理；要么就当真小人搞小动作，对来旁听的公民推说旁听席已满，婉拒旁听，我相信没有一个异议人士会违法撞你的警戒线而冲进法庭，最多也是大家在法院外坚持到庭审完各自回家。这样也不会横生事端，不至有我跟刘少明仅仅因举牌（牌上题曰：【“知识创造财富，光荣；知识占有财富，可耻”、“常识普及：一个不敢让人民批评的政府，就是独裁政府；一个不敢批评政府的人民，他不是公民，是顺民，是奴才”】）而被拘8日及其后一系列的闹剧。

       2014年11月28日9时许，我作为证人准备参加郭飞雄案旁听，在离广州天河法院50米的路口，遭广州天河公安分局便衣国保、着装民警的强制传唤。在被带到天河警察培训基地后，便衣民警欲搜身查验身份，我要求他们出示警察证及书面传唤书，被拒绝。我也拒绝配合，包括后面的问询笔录。于是便衣强行搜身扣押物品，也不给暂扣手续（我当然就视他们为抢劫。）

       晚9时许，五便衣国保用民用面包车将我强行拉到白云区江高镇大石岗村石南路一号大鹏公司斜对面昏暗的马路边，扔下物品，再把我推下车后逃逸，慌乱中我根本来不及清点物品，他们也没给机会让我清点。报警后，民警将我带到白云山区神山派出所，查验身份证，我发现身份证被抢劫后丢失。神山派出所了解情况向主管领导汇报后，说他们管不了，但让我等，说有上级人员会来处理。一个多小时后，四个不明身份的便衣又用一民用小车把我强行拉到清远市客运站扔下逃逸，对我索要身份证也置之不理。那时已是11月29日凌晨1：30。与此同时，郭飞雄的老朋友郭春平也因旁听被拉到广州偏远农村马路边给扔下。而黄雨章、欧阳经华老先生，仅因欧阳老先生有严重心脏病才逃过一劫。

       我报警后，附近小市派出所接受报案并给了报案回执。等到天亮，在清远市民的帮助下，我才回到广州。11月30日到广州市公安局投诉举报，回应是60日内答复。

       12月1日9时许，我陪同番禺维权工人到广东省政府上访及索要我被抢的身份证，在路上被洪桥派出所抓捕刑拘5日，我的物品在洪桥派出所又一次遭抢劫（不出具暂扣证）。获释后，我继续向天河、越秀公安局索要被抢物品。12月8号，洪桥派出所归还了他们抢劫的物品。广州天河公安分局抢劫的身份证却迟迟不归还。没了身份证我寸步难行，流浪广州街头四五天之久，只能一方面向警方求助找回身份证，一方面向广州朋友求助及向爱心广州市民求援。最后我还是靠广州铁路公安出的临时身份证才回到成都。

      也就在今年7月9日深夜，广州国保陈某某，在来成都办唐荆陵案时恼羞成怒于我的不配合，对我大打出手，然后逃逸。

      通观以上种种，我不得不严正警告广州警局负责人，你领导下的广州警方越来越偏离了习近平先生倡导的“依法治国”，越来越背离了国家长治久安的民主宪政原则。或者更直接地说，你们正在延续周永康集团万恶的维稳模式。权力是聚宝盘，它也是招魂幡。周永康及其爪牙，曾经是家财万贯，富丽堂皇，曾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风光无限。现如今，遗臭万年！子子孙孙将为他买单。局长大人，你何去何从，请三思好自为之。